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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