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生分派的情形相当复杂,受各种势力和因素的影响,越到后来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大致说来,保守派的中坚是这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则往往是一些被称作痞子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旧教育体制相当抵触,往往被党团组织排除在外,处在比较受压抑的地位。因此,他们的造反包含了某种反传统的成分,清华可以算作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北大的情形就很不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里的造反派头目根本就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专职党政干部。聂元梓的反陆平实质上是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由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她才侥幸获胜。她其实完全是传统中的人,上台后也仍以传统的方式领导北大的运动。这种格局使得北大学生中的反传统力量不但没有分化出来,而且仍受着压抑。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作北大运动的先天不足。新北大公社虽然是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组织之一,但是,它完全不像清华井冈山那样是在反抗中形成和逐步壮大的,相反,它是聂元梓在坐稳江山之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囊括了全校多数师生。毫不奇怪,这样一个组织不可能有多少锐气。事实上,当时的社会舆论几乎是把新北大公社视为保守派的大本营的,以至于人们在打派仗时,倘若想证明对方是保守派,举出的最有力理由便是对方得到了新北大公社的支持。
我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但我对聂元梓领导下的北大运动一直很不满意。在校系文革委员会的控制下,北大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如果说有浪花,也是因为不时有一些倒霉的学生被扔下水而溅起的,更使人感到压抑。校园里风行揪斗学生中的“反革命”,这里那里的宿舍墙上会突然贴出大字报,抄录着某个学生的“反动日记”,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伙人架着那个学生在大字报前进行批斗。我读后发现,所谓反动无非是小资情调罢了,最严重也仅是流露了对文革的困惑不解,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反对聂元梓而遭到批斗。在这种高压下,时有学生自杀。最使我痛心的是沈达力之死,她就是我刚考上北大时在沪京列车上的那位漂亮旅伴,在未名湖畔服毒自尽。我听说,事情发生后,对立一派的女生在宿舍走廊里幸灾乐祸地尖叫:“307的伙计们,那个贱货断气啦!”我在中文系宿舍外的墙上看见她们贴出的告示,用大号字体宣布:“要把这堆臭肉里的反动灵魂揪出来斗倒斗臭!”当时我心中充满厌恶,深信迫害她的人一定容貌丑陋,她是被嫉妒杀死的。那天夜晚,我独自在未名湖边徘徊,凭吊这个美丽的冤魂。湖面上倒映着淡黄色的灯光,老柳树披头散发地站在湖旁,在风中摇晃,仿佛也在呼叫着她心中的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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