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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