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留在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我知道独自一人在那里过日子有多么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学发现我老是埋头写信，感到好奇，一听是给老婆的，就嘲笑说，没见过给老婆写信这么勤的，那有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单。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会详细地描述情节和感想，想让她分享看电影的愉快。我不断地给她打气，鼓励她自学英语和其他知识，可以使生活有点内容，一旦调来北京，也便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我给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记。我不再用日记本，日记都写在纸上，随信一起寄去。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她随时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况，既给她解闷，也防止我们之间越来越隔膜。然而，我很快发现，把日记和信合一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麻烦。经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记中写的某个想法引起了她的误解或不满，她回给我一封气愤和怨恨的信，或者干脆不回信，于是我必须写信解释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然后焦虑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谅解。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这样的龃龉层出不穷，使我不禁后悔随时汇报思想之迂腐。但是，让她了解我的愿望始终占着上风，我也就继续这样做。

事后来看，敏子的生气并非完全出于误解。每次她这样发作，多半是因为我在日记中谈到了对性、爱情、婚姻的看法，或者与女孩们的来往。我的看法当然是十分通达的，这就引起了她的警觉和担忧。就当时而言，我的确是在谈自己的思想，因此责怪她太容易联系实际，不善于从哲学和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向她指出，赞同性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别的女人通奸，就像主张离婚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她离婚一样。我的通达看法完全不妨碍我比别的丈夫更温存也更热烈地爱自己的妻子，毋宁说，只有一个主张爱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爱一个人，他爱起来是不会虚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抛弃一个共患难的伴侣，尤其是因为，她如此爱我，我已成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绝情的事情了。我无比真诚地写了许多这类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信守发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觉比书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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