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 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 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 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

洞里的 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 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 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 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 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 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 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 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 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 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 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 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 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 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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