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仍在以前的那家医院任职。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主任找了去。

“说到底，亲爱的同事，”他对托马斯说道，“您既不是作家，又不是记者，更不是什么人民的救星，您是一位医生，是个科学家。我可不愿意失去您，我会尽一切可能把您留下。不过，您必须收回您写的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您真的那么看重那篇东西吗？”

托马斯想起那篇被人砍掉了几乎三分之一内容的文章，说：“老板，那篇东西，我是最不当回事了。”

“您知道它造成的后果吗？”主任问。

托马斯很明白：天平的两边是两种东西：一边是他的名誉（这就要求他不能反悔以前写下的东西），一边是他已经习惯于称作自己生活的意义的东西（即他作为医生和科学家的这份工作）。

主任继续说道：“非叫人收回已经写下的东西，这种做法差不多是中世纪的手段。什么叫‘收回’？在现代，根本不可能收回某种想法，最多只能驳斥它。我亲爱的同事，因为收回一个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只是说法而已，是形式上的，是虚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就不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作出的声明。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也完全有必要不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别去理会它们。我跟您说，我亲爱的同事，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您的病人好，您都得留在您这个位置上。”

“老板，您说得肯定在理。”托马斯一脸不幸地说。

“可是？”主任追问道，一边努力猜测托马斯在想什么。

“我担心自己会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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