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
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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