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五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卡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的。

他避开人流，有些发懵，不知该往哪去。

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类。更具体说，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

虽然“文革”时期，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明显地穿得雅致。

他很有些自惭其美“土”。

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

从他眼面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

他便更自惭，更害羞。

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子里，未丢掉是为了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秃头，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有几分沮丧。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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