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1945年后曾名建国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后来以放映记录片为主。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我常常抱怨，怎么这么长的路啊，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胡同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在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甚至说闲话时也不住地说，什么时候跌个跤，捡上个金镏子就好了。那时候物价日日飞涨，有钱的人都是用金条之类的东西保值或议价。租房是用“洋面”若干袋计价。我们没有见过金条，但是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后来在初中读到守株待兔的成语，我以为这个成语并不夸张。在没有保障和匮乏的生活里，真是昼思夜想也能捡到现成的兔子啊。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一张质量低劣的草纸，画着赵公元帅。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地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姨母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它给我的印象像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破烂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什么的。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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