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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