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名为《文言津逮》的小书是八十年代初所写，其中“写在前面的几句话”里曾说“要不要人人学文言是个大问题”，只是这样轻轻一点而没有谈。两三年之后，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于是写了一篇《关于学文言》，刊于《语文论集（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是泛论学文言问题，对于这本小书的读者也许有些参考价值，所以借这次新印之机，作为附录，收在这里。

关于学文言

文言是与口语有距离的书面语。这是置身今日的泛泛说，不准确，也难得准确。问题在于口语指什么。《尚书》的一些“誓”，古铜器的铭文，推想与当时口语的距离，即使有也不大，可是我们说那些是文言。看来口语应该指现时的。但也并不完全对，因为中古时期禅宗和尚以及朱子等的语录，同现在口语的距离也不小，可是我们不说那些是文言。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勉强说，是一种语言，客观方面，以秦汉时期的作品为样本，有自己的不受口语约束的一套词汇语法系统；主观方面，文人执笔，要照这个系统的规格写，不理会口语，甚至有意避开口语。

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典籍就是这样写下来的，我们说那是文言。说话，用另一套。同是表情达意，用两套，负担重。更大的不便是难懂难学。于是，由于外国拼音文字的启发，“五四”时期出现了文学革命，革的重要一项是改用白话写，求言文一致。这阵风力量不小，以现象为证，几十年来，报刊书籍上是现代语独霸。但文言并没有死亡。少数遗老遗少还用它写，至少是某种性质的文字，如书札和日记，用它写，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还在学。我上小学，国文（现在称“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用“足”不用“脚”，可见念的兼有文言。到中学，高中国文是清一色的文言。这个教材传统解放后也继承了，只是文言的量减少一些。如果问为什么要这样，答复大概是，以求能够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也就是不能不读古籍。真就不能不读吗？这显然是个问题，不过提出来深入讨论的不多。多数人多注意的是文言难学，绝大多数年轻人学不会，白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有不少人现代语还没学好，大概应该由学文言负一部分责任。这样考虑，结论是主张不学。事实是在学，不少人的意见是不学，这就形成矛盾，至少是问题浮到表面了。怎么解决？据说，有的语文期刊要发起讨论了，这很好，有问题，应该求尽快并较妥善地解决。我个人想，这个问题很复杂，其中的各个方面，恐怕都不是简单的“可”“否”所能定案，就是说，都需要分析。以下立脚于分析，分项谈谈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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