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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