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为学术界放一异彩，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常有人询问我们的伟大人文学者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孔子的答覆是：“未知生，焉知死。”有一次，一位美国长老会牧师跟著者追根究蒂讨论生死问题之重要性，引证至天文学原理，谓太阳在逐渐丧失其精力，或许再隔几百年，生命在地球便将消灭。

牧师因问我：“那你还承认不承认生死问题到底是重要的？”我率直地告诉他，我未为所动；倘使人类生命还有五十万年可以延续，那已很足以适应实践目的之需要而有余，至其余则都属于不必要的玄学者的杞忧，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万年而犹不感满足，这是不合理，而且非东方人士所能了解的。这位长老会牧师的杞忧，是条顿民族的特性。而我的不关心的淡漠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为教友会（Quakers）式之教徒（教友会为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之宗派，系主张不抵抗主义者。）因为这一派是基督教中唯一可为中国人所了解之一种，基督教义如当作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动中国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将为孔教所击得粉碎，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却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势力。佛教输入中国，当其被智识阶级所吸收，其宗教本身，只形成一种心意摄生法，此外便了无意义。宋代理学的本质便是如此。

这却是为甚么缘故？因为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顽固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在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于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遁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比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他们爱悦此生命，此生命为一纷扰纠结之生命，上则为君王，下则为乞丐，或为盗贼，或为僧尼。其居常则养生送死，嫁娶疾病，晨曦晚霞，烟雨明月，胜时佳节，酒肆茶察，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劳形役性，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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