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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