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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