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十一月八日前往南京，次日中国军队就全部撤出了上海西郊。丹妮和玉梅在旅社送他，答应在汉口会晤。丹妮要他写信，他答应了，但不知信如何能寄达上海。老彭心情看来较外表更沉重，他尽量露出笑容，反复轻声地说：“没关系！我们会在汉口见面——在汉口。”天空已放晴了，丹妮和玉梅站在旅社门口和他告别，直到看不见他蓬松的头和略驼的身子。看到这位中年人独自离去，毅然奔赴战区，两人都很感动，特别是想到他去的原因，就更加佩服。他走了以后，丹妮才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于和他在一起了。

一星期后，博雅夫妇抵达上海。凯男的双亲住在佛奇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算是中等阶级的舒适房子。那是一栋灰砖色的建筑物，内有一个水泥铺设的阳台，外表令人难以置信地丑陋。房子太接近，二十户人家住在一英亩的街巷里。上海大多数有钱的保守人家都是这么住，宁愿周遭挤满邻居，好有安全感，也不愿意住市郊较为诗意而不很安全的地方。房内的陈列很舒服，因为凯男时常寄钱回家。博雅获得阔女婿应有的一切礼遇，凯男的母亲夏老夫人把三楼最好的南厢房给女儿女婿住。博雅本来想住旅馆，但是看太太娘家人如此费心，就决定暂住几天。

夏老夫人对他非常热忱。“博雅，我们已三年没见了，可别说我的房子不配你住。当然喽，这儿可比不上你们北平大宅……”

“好，我住下来，妈。”他回答说。

那天下午他陪凯男到柏林敦旅社去探亲人。

亲人见面通常是一阵欢喜。经亚和阿非两家人同聚在一个房间里，探询北平的情形。三个女人同时说话，声音又快又急，大家都一面听一面讲。这种交谈如同网球选手赛前作热身运动一样，双方同时发球，每个人都高兴有舒活筋骨的机会，管不了到底对方的球落在哪里。原则是不断地活动，而非合理的竞赛。不管谁在听，一连串字穿透房间，若有时间看到相反的声浪，得第二次反弹回来才捕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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