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铭同志：三月二十八日来信及本月五日来信均悉，二十八日信收到后刚碰上一些事情，（将来可面谈），又因信中所问各点，（如《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成份问题，不该我来回答），所以且搁一下，至于我说的“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我因事奔丧回乌镇一次，《林》、《春蚕》、《当票前》即此时所写，那是当时写文时的“托”词；回家奔丧（祖母撤灵），乃二十年代事，《林》、《春蚕》等写作时，我已无回乌镇之自由。这些短篇①是凭我在上海定居（那是在进商务后的第三年）前期过去所见所闻而写的。《春蚕》是因我祖母喜养蚕，（那是我未进中学），亲身所体验而写的。抗战时（大概在重庆），我写过一篇《我怎样写〈春蚕〉》（那时被逼写的，因为要支持当时的一刊物《青年知识》）。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一个月刊《文萃》（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刊行）转载了《青年知识》这篇

①叶子铭注（下同）：后来经韦韬同志帮助沈老回忆，确认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沈老一家回过老家乌镇奔丧，时间约一个多星期。

文章。至于《文萃》何人编辑，该刊不载，看它内容，一大半是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昆明、成都所出报刊上登过的文字，内容庞杂。我早已忘记有这《文萃》，新近有人拿来给我看，才知道我写过怎样写《春蚕》。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图书馆（专藏抗战前后的一些旧报刊的特种图书馆）或者有之。

吴老太爷之死是一种隐喻，查我在新疆演说时未有此言。

只是《子夜》开头吴老太爷死后，范博文（或别人）说：封建的古老僵尸到半殖民地买办阶级银行家、工业家的上海自然要风化了。（未查对原文，此是起记忆写的）。“经济杰作”云云，我当时未说。当时我只说一九三○年中国经济问题之论战，此在新版《子夜》原后记之后的《再补充几句》中说得比较明白。关于您所说涉及党史（大革命时期我的活动），上海出版社编辑部拟删，那就随它删罢。其实，自从五、六年前，就有各地的革命图书馆派人持函访问我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见闻及工作，他们都说是备参考的。今年起，来者更多，应接不暇，前言“碰上一些事情”，此为其中之一。瞿秋白仍未有明确结论。许广平回忆解放后写，可能有记忆不真，前后矛盾，而且鲁迅与朋友长谈或短谈，许不一定都在场，事后，鲁迅好象也不会向许详细复述。我前信说瞿的问题有时间我可多说一点，这也待面见时说罢，因为牵涉多人，而主要的周建人又极力否认当时外间所传他对外宾说的话。以上回答您二月二十八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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