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6日茅盾到达上海时，开明书店的傅彬然、内弟孔另境夫妇和欧阳翠等亲友到码头迎接。欧阳翠特地把自己大陆新村二楼的正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自己搬到三楼。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茅盾又恢复了以往的繁忙，事后他回忆说：“回到上海的头两个月，几乎天天都忙于接待客人，出席家宴，拜访亲友，参加集会。我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又是非写不可的。”

这些文章，大都是杂文，从6月15日至10月15日的4个月中，茅盾写了近30篇杂文，如《十五天后能和平吗？》、《美国对华政策》、《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希望》、《从原子弹演习说起》、《请问这就是“反美”吗？》、《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周报何罪》、《谈平等与自由》、《美丽的梦如何美化了丑恶的现实》、《一年间的认识》、《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等等。刚到上海的文学活动中，茅盾译完了《团的儿子》，又编了《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同时，又写了一些评论和序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文情并茂，文采斐然，他写道：

20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即使有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瞠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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