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像中国无数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

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在精神上，他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他平等、民主地对待孩子，尊重他们对生活、事业的选择，为他们的成才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他写给孩子的信是我们洞悉那一代学人心灵世界的窗口。

梁任公给自己心爱的孩子写这些信时，已经重病缠身。他因便血于１９２６年初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刀，切除了右肾，手术后未查出病源，便血仍然时轻时重，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的尿潴留。但他从来都以非常达观的态度对待疾病，对儿女更是“报喜不报忧”。他一如既往地读书、写文章、做学问，还制定了许多长远的写作规划。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２日，快过春节了。从医院回家过年的梁任公，在写给思成的信中，仍是满纸殷殷的牵挂和疼爱：

思成，得姊姊电，知你们定三月行婚礼，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措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

今寄去名片十数张，你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你在欧洲不能不借使馆作通信机关，否则你几个月内不会得着家里人只字了。你到欧洲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景况。

１９２８年３月，林徽因和梁思成相恋５年后，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思成的姐夫周希贤在这里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总领事。因为在加拿大买不到中式的婚礼服，徽因又不愿意穿着千篇一律的西式婚纱，她就自己设计了一套旗袍式的裙装，特别是头饰，更是别出心裁，冠冕似的帽子两侧，垂着长长的披纱，既古典又富于民族情调。帽子正中的缨络，美丽而别致。这也许是她一生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创作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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