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经贬值得如同一堆废纸。米、面、油及一切食品和日用品愈来愈贵，梁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差。孩子们和李庄农民的孩子一样，赤脚穿着草鞋，衣服上缝着补丁，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一次，小弟不小心打碎了家中惟一的一支体温计，很长时间里，徽因就无法量体温，因为再也买不起也买不到一支体温计。

徽因胃口很差，吃得很少，一直十分消瘦。偶尔有人从重庆或昆明送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外婆是福建人，不会做面食，思成学会了蒸馒头。当地只能买到土制红糖，思成把橘皮切碎和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戏称之为“甘蔗酱”，让孩子们抹在馒头上吃。有时实在没有钱用了，思成就得乘船到李庄附近的宜宾典当行去典当家里所剩无几的衣物。他和徽因的手表、派克钢笔等稍微值点钱的物品都这样被“吃”掉了。每次离家去宜宾，思成总是苦涩地开着玩笑：“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思成的弟弟思永也在李庄病倒了。他也是肺结核病，病情与徽因非常相似。抗战前，思永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曾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思成有时会上山去看望思永。他们在一起时，思成总是会想起，１９３１年，思永还不到三十岁，正在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的发掘，自己专门跑到安阳去看这一考古界的盛事。那时思永调遣着一二百人的考古队员，上上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他们多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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