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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