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十五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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