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子,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道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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