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出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党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头子，姓张，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工干部学校

(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殖器，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骂的。这两点你做了以后呢，过去查禁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禁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干了。”

这就是所谓查禁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部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禁你的书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禁。

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饱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性竞争。这七种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子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塞你，用来查禁你，用来捣你的蛋。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滑，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点算一点，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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