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蒋廷黻，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后来跟国民党政府合作，做了台湾的驻美国“大使”，那时候还是有“邦交”的时候，做过台湾的驻联合国“大使”。他跟胡适是好朋友。有一次讲到胡适在台湾，他说：胡先生啊，越老讲话越温和、越周到、越客气，有的时候啊他讲的一段话，我们都搞不清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为什么胡适在台湾讲话这么客气？因为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他适合讲那么严重的话吗？像1928年、1929年胡适写文章公开骂国民党，公开攻击孙中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胡适跟在台湾的胡适是不是不一样了呢？现在我们问起来，胡适鲁迅他们——如果胡适在大陆，或者鲁迅在台湾——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呢？

照着蒋廷黻的说法，他们那一代是知识分子影响政治，对知识分子尊敬的最后一代，这一代过去以后，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在“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了，真正的权力跑到军人手里，跑到政党的手里，跑到商人的手里，跑到企业家的手里，跑到有钱的人手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所以，胡适、鲁迅那一代还是被重视的最后一代，可是现在我们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你们已经出局了。

我想，我是最后能够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一个人，就是虽然我在台湾遭遇到打击，两次坐牢(坐的等于是牛棚一样)，并且被封杀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并没有丧志，怨天尤人，我自己继续在干下去，个体户继续在干下去。我曾经讲过：那个纪录——我曾经被查禁的书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写过这么多的禁书，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么样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书，直到查禁我书的这个权威这个政府挎掉了，我活下来了。当然，你会说因为我运气很好。可是，我必须说，当我被打压的时候，我自己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从来不放弃。换句话说，我自己并没有屈服。所以，那时候我被封锁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登了我的照片。美国《纽约时报》， 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这个事情。这在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里面是很少见的，它把你一个有色人种照片登出来，用专栏的方法登出来，登出来我的日记怎么样被偷运出来，怎么样跟国民党对着干。所以，我始终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不屈服，只要我们准备付出代价，我们会得到很多相对的收获，当然也是很凄惨的代价。那个收获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这样想。一般人会怨天尤人，觉得我不应该被打压，抱怨对我迫害。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抱怨，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努力去改造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可以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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