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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