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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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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辑我关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书于1994年5月由华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册书刚开始发行,与我争鸣的文章便连续出现,上海陈诏先生一篇长文发在贵州省红学会的《红楼》杂志1994年第二期,同样的观点,亦见于他为上海市红学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之谜》一书(1994年1月第一版)所撰写的“答问”中;同时,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又于1994年7月26号刊出了梁归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一文,该文副标题为“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

起”,读其文,则可知他的“想起”,主要还是由于读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该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书);这些与我争鸣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绝不嫌其多。关于《红楼梦》,值得我们争论的问题实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

关于《红楼梦》中秦可卿这一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一神秘形象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是最具魅力的“红谜”,虽然陈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说成是“形成了他所谓的‘秦学’”,并称“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却也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绽累累”,“这个问题无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梁归智先生也在讲述了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系列质疑之后,这样说:“我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秦学’阵地的。那只怕已经成了刘心武同志的一种‘信仰’。”他们二位在提及“秦学”时都未免是“借辞含讽谏”,但我深信“红学”的这一分支——“秦学”,到头来是能被肯定下来,并繁荣光大的。说我的观点只是“曾产生一定影响”,这个“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点;说“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我的观点,以目前情况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种学术观点,其赞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书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当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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