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宁格勒了！咱们又回到正经的圣彼得堡来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这事从没让我有过什么热情。我几乎想这样告诉她，但是最后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历史前进所迷惑的目光里，我预先猜测出我们的不同意见，而且我没有要争论的欲望，况且在同一时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经忘记的插曲。同是这个女人有一次来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国人入侵之后，1970年或1971年间，我们处在一种艰难的被禁止的境况中。从她来说，这是对我们支持的一种表现，我们尽力使她开心以作为对她的回报。我妻子对她讲起一个美国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馆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预言性的）。有人问那美国人：“您去墓地看列宁了吗？”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让人把他带来酒店。”我们的客人绷起了脸。作为左翼（她始终是）她认为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她所珍视的理想的背叛，并认为她要同情的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觉得这可笑”，她冷冷地说，只是由于我们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们之间免于决裂。

我可以讲一大堆这一类的故事。这种观点的转变不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广义而言的风气，先是上升后为衰落的女权主义，对“新小说”的欣赏以及后来的蔑视，被放纵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义，先是被诬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义，后又由同样那帮人作为进步旗帜打了出来的关于欧洲的思想，等等。我扪心自问：他们还记得他们过去的态度吗？在记忆中他们还保留着他们转变的历史么？并不是看到人们改变观点而使我愤怒。别祖柯夫，过去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变成了要谋害拿破仑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况下我都觉得他可爱。一个在1971年崇拜列宁的人没有权利在1991年为列宁格勒不再是列宁格勒而高兴吗？她当然有，然而她的改变与别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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