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有整瓶的酒。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费利谷多哺育。在索邦广场和黎塞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许多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七月革命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表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根本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希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戏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也不妨等上十天八天”；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老实的弗利谷多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叫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这就算铺子的排场了。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弗利谷多饭店至今存在，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既不多，也不少；吃的时候也象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邦广场，一间面对黎塞留新街。桌子特别长，颇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湛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做一星期换两次，因为同行竞争，老店受到威胁。这铺子好比一个工具齐备的工场，而不是豪华富丽，大开筵席的礼厅，客人吃完就走。店里忙得很，侍应的人来来去去，从来不闲着，大伙儿都在干活，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菜的品种不多。马铃薯终年不断，爱尔兰连一个马铃薯都没有了，到处都绝迹了，弗利谷多照样供应：三十年来始终煎得黄黄的，象提香喜欢用的那个色调，上面撒着细末子的菜叶，面目不变，叫惟恐衰老的妇女看了眼红，一八一四年看到的马铃薯，你到一八四零年再去看，保证没有分别。店里的羊排和里脊牛排，相当于韦里酒家的松鸡和鲟鱼片，算是了不起的名菜，需要早上预定。母牛肉不少，小牛肉很多，做成各种新鲜花样。大批的鳕鱼和青花鱼在大西洋沿岸一出现，弗利谷多铺子就大批涌到。一切都跟蔬菜的交替和法国时令的变化息息相关，你在那里知道的事都是有钱的，有闲的，不关心自然界顺序的人从来想不到的。拉丁区的大学生在弗利谷多饭店里知道的季节最正确：他知道什么时候大豆和豌豆丰收，什么时候白菜在中央菜市场泛滥，哪种生菜货源充足，萝卜是不是歉收。民间向来有种无稽之谈，说牛排的供应和马的死亡率有关；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时节又在流行这样的话。象弗利谷多铺子里那种动人的景象，巴黎很少饭店看得见。那儿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信心，不怕穷苦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当然，表情激烈，严肃，又阴沉又骚动的脸不是没有。大家穿着很随便。熟客一朝衣冠端整的上门，立刻有人注意。谁都知道那不是去会情人，便是上戏院或者到上流社会去交际。据说后来成为名流的几个大学生，当初就在那饭店里订交的，你们看下文就知道。除了一般为着同乡关系，在桌子尽头坐在一处的青年之外，吃饭的人大都一本正经，难得眉开眼笑，或许因为喝的是淡酒，兴致不离。弗利谷多的老主顾可能还记得某些神态抑郁，莫测高深的人，身上仿佛裹着贫穷的冷雾，吃了两年饭，忽然象幽灵似的不见了，便是最爱管闲事的熟客也摸不清他们的底细。至于在弗利谷多铺子交了朋友的人，往往到邻近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又浓又甜的杂合酒，或者来一盅搀烈酒的咖啡，借着暖烘烘的酒意巩固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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