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报道邮船上的旅途见闻,也不去说我们在帕拉停留的一周,以及乘坐轮船在河上旅行。这只轮船比我们横越大西洋的那只要小,它载着我们到达玛挪斯城。我们在这里消磨时光,一直要等到我打开有查伦杰说明的信件的月子。在那个对我算是惊人事件的日期到来之前,我对这次探险的伙伴,以及我们已经雇用准备去南美的人员,做点比较清晰的描写吧!
索摩里教授科学上的成就大家很清楚,因此我就不用说它们了。他自己这次探险的装备超过我首次见到他时我想象的那样,他身材高大,对周围的变化无动于衷,他的态度带着半讽嘲的味道,常常是郁郁不乐的。他六十五岁了,而我相信他的耐力和我的一样大。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是尖酸的,多疑的。他相信查伦杰教授绝对是一个骗子,我们在南美只会遇到失望和危险。这些就是他的观点。他晃着稀稀的山羊胡子,从南安普顿到玛挪斯,一路上向我们的耳朵里灌着他的那些看法。自从下船上岸以后,由于周围形形色色的昆虫,鸟类的生活,使他比较快乐点了。白天,他带着猎枪,蝴蝶捕网,在树林里消磨时光,晚上处理他找到的很多标本,总是非常心不在焉的。整天叼着一个短烟斗,这烟斗难得离开他的嘴。他年轻时参加过几次科学探险,坐独木舟和睡帐篷的生活,对他一点也不新奇。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要小二十岁。至于他的面貌,在我留在伦敦的那段记叙中已经描写过了。他一直非常讲究地穿着白西服,褐色的深筒防蚊靴,每天至少刮一次脸。象大部分活动家那样,他的语言是简炼的。他经常沉思,但总是敏捷的回答问题或参加交谈。说起话来是那种古怪的、半幽默的方式。他对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南美,是惊人的;而且他相信我们的旅行不会是白费的。他的声音动听,态度安详,不过从他的蓝眼睛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脾气的。他不大讲他自己在巴西和秘鲁的探险。以前的旅行给了他一个有用的结果:他能流利他说全巴西都通用的语言,这语言三分之一是葡萄牙语,三分之二是印第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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