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不管别人怎样表示不可理喻的惊讶，我仍旧记得，那时我挤在胡同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骑在一头石狮子的大脑袋上，望见一辆披红挂绿的“西洋马车”迸裂着爆竹的脆响和五彩的纸屑驶进了巷口。父亲身穿深色西装，胸前插着一朵火红的玫瑰，与披戴着雪白婚纱的母亲并肩坐在“西洋马车”上。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西洋马车”却残破可怜，像一只走样变形、皱皱巴巴的摇篮。迎亲和送亲的青年男女过分拥挤地坐在这个大摇篮里，上下颠簸、左摇右晃，笑声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处飞溅，乒乓作响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黄土路上。街上的行人都向马车扭动着脖子驻足观看。春天的阳光温柔明媚地挂在母亲的眼睫毛上，父亲的眼镜也在两个黑圆圈里闪闪发光。当彩色纸屑像风涌而来的蝴蝶翩跹飞舞的时候，我的记忆里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觉得那是风中飘零的落叶拍打在母亲的脸上。我从父亲鼻梁上看到了不合时宜的高傲，紧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两个小坑，好像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勇士，从一个部落酋长的帐篷里俘获了一个尊贵的新娘。马车飞驰而去。我甚至记住了马车夫高高在上的背影，那是一个绣上了金黄色“双喜”字样的红缎坎肩，鞭梢上炸开了火红的鞭花。母亲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封，马车行已经开始了出租“西洋马车”的业务。在古都开封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拒绝花轿和响器班的“先锋派”新娘。

我记不起“西洋马车”驶向了哪个院落。彩色纸屑随风飘逝以后，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坐在石狮子的大脑袋上独自发呆。正在叫卖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里红”的小贩、争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着山里红不放的苍蝇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一个算命瞎子肩挎放着竹签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锣、一手执竹竿敲打着路面走来。小锣“当”的一响，我就化成了一缕青烟，随着天上的鸽哨飞去，融入天边的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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