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在悠远的叹息声里看见一群群溃散的士兵，如被掀翻了老巢的蚁群惶惶地爬动在豫东大平原上。当黑夜笼罩了无边的原野，漆黑的夜幕上就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篝火，空气里飘散着焚烧秸秆和棉花柴的焦糊气味，时有冰冷嘎崩的枪声窜上天空。

大舅也来到了客房院。他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委任状，花了十块现大洋买了一套黄军装穿在身上，胸前佩戴上了“民运指导员”的徽章，从县城拉来一支学生游击队住进了客房院。杞地的《地方志》告诉我，那是杞地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共产党杞地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都隐蔽在这支游击队里。《地方志》也馈赠给我大舅几个公正而不乏热情的标记：世家子弟、进步知识分子、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员。于是，隐蔽在游击队里的共产党杞地中心县委就得到了一个国民党员同时又是“民运指导员”和他的家族的庇护。三姥爷从“看家队”拿了一支手枪给了我大舅。他一转身，就把它别在了共产党地下中心县委书记的腰带上，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空枪套，塞进去一支木头枪。他把右手按在空枪套上来去如风，俨然是一位面临决战的将军。

在紧挨客房院的大同花园里，游击队员们也在用木枪操练。喊杀声蹿到杨树叶儿上，受惊的幼蝉就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扯出一条响亮的弧线，飘飘悠悠落在我身边的一棵白杨树上。

那是一棵高大挺直的白杨树。风从树梢上掠过，树叶儿飒飒地拍着巴掌。我总是站在白杨树下寻找大舅的身影。六十年以后，我又在一位将军的“回忆录”里找到了他。他正奔走在兵荒马乱的大平原上，寻找另一支下落不明的红色武装。将军当时是共产党杞地中心县委的军事部长，拉起了一支只有十二个农民、四条枪的游击队，却与中心县委失去了联络，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舅找到这支游击队时，游击队却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袭击，刚刚被解除武装。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大舅，把右手按在空枪套上，亲率游击队闯进了国民党流亡县衙，指着县长的鼻子说：“你是日本人的汉奸，还是中国人的县长？”县长说：“孟大公子，有话好好讲，不要乱扣汉奸帽子！”大舅拍着空枪套说：“我不是公子是武夫。你若不是汉奸，为什么要解除抗日武装？”县长说：“我有可靠情报，他们是赤色分子。”大舅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他们就是赤色分子，你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县长翻脸说：“现在，土匪都打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个司令，你能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大舅指着胸前的徽章说：“我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招兵买马，这支游击队就是我刚刚组建的抗日武装。”大舅又拍了一下空枪套，“请你跟我去长官司令部走一趟？”县长慌忙改口说：“误会，误会！”立即发还了游击队的全部武器。将军回忆说，游击队还趁机多要了二百多发子弹。大舅的枪套却因为他接连不断地拍打而张开嘴来，赫然露出了假冒伪劣的木头枪。刚从流亡县衙里出来，将军就慌忙替他合上了枪套。大舅埋怨说：“你怎不早点提醒我？我就说保安团抢了我的勃朗宁，让他加倍赔偿，再掂走他那挺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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