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冬天到来的时候，我正在想念岳飞。

发生了“裸体罚站”、“灯笼失火”的悲剧以后，我已经没有勇气上学。但我每天早上都要煞有介事地背上书包，而且按照母亲的教诲，作出“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样子，刚刚走出家门就倏地拐进一条胡同，直奔城墙跟儿逮蛐蛐儿去了。我翻开一大堆砖头瓦块，像青蛙样一蹦一跳地追逐蛐蛐儿，终于用手掌扣住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胖蛐蛐儿，却被一群没有背过书包的孩子认定是一只不会斗架的母蛐蛐儿。我和我的蛐蛐儿乃至于我的书包都成了公众的笑柄。我就理所当然地对一只不会嘲笑我的猴子产生了兴趣，跟着一个耍猴老头和他的穿着红马甲的小猴子走遍了郾城。姐姐却从看耍猴的人墙里把我揪出来交给了母亲。我被关在家里“恶补”功课。姐姐又在一个别出心裁的问答题上使我再一次蒙受羞辱，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方桌有四个角，锯去一个角，还有几个角”的答案，竟然是多了一个角！我在经历了年届六岁的一连串人生坎坷之后，感到只有投奔岳飞去打日本鬼子才是我惟一的出路。因为父亲说过，一个名字叫岳飞的英雄亲率百战百胜的轻骑兵，就驻扎在眼下我们居住的郾城郊区。父亲好像是把我们一家托付给岳飞以后，才去燕京大学教书的。夜里，马蹄声在梦中“嗒嗒”地响，岳飞骑战马跃过围墙，敲响了我家的门环。

母亲打个激灵坐起来，问：“谁呀？”

回答母亲的却是女性的声音：“二姐，是我！”

大风裹着雪花和两个臃肿的雪人拥进门来，母亲又急忙关严了屋门。

昏黄的灯光下，两个雪人放下网篮，解下各自的围巾、脱了带耳朵的棉帽，互相拍打着对方身上的积雪。我看见，雪花正在三姨的鼻尖上融化、水珠儿在另一个青年男子的眉毛上闪着亮光。后者是三姨的新郎。姐姐说，我们应该叫他姨父。母亲却在次日早晨小声叮嘱，记住，应该叫他叔叔，三姨却变成了我的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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