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是三个家族内外的众多人物。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但我不敢占用读者过多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结构，将三个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说里，而不必在编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挖空心思。我从“冰糖葫芦”和“烤羊肉串”的“结构”方法上受到了启发，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角，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串连起来。“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连的“山里红”和“羊肉”的质量，希望读者能够吃出好味道。

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具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儿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即使对其中的胜利者，也要把他们始料不及的悲剧及其在内心引起的巨大痛楚和迷惘，遗留在远去的驿站上。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剧和悲剧乃至于十足的闹剧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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