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谦益献计借助散布流言，来摧垮拥“福”派的当时，吕大器对于这种非常手段虽然不无顾虑，但审度再三之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同意了老朋友的主张。于是，过了一天，关于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和酗酒”等“七不可立”的说法，就通过各种渠道，在南京城的上层社会里传播开来。

正像一切流言的传播情形那样，这“七不可立”起初只是说法很唬人，其实并没有太充实的内容。可是这种缺陷照例由热心的传播者补救过来了——他们或者为着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振振有词，或者为着满足听众的好奇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么七传八传，“七不可立”就变得内容愈来愈“丰富”，情节愈来愈“严重”。而主张“立君以亲”的一派人尽管不相信、不同意，但是在来不及——事实上也不可能详细查证的情况下，陡然陷于混乱和狼狈的境地，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于是，流言的攻势开始奏效了，福王的声誉迅速下降，拥戴潞王的舆论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攻势开展的第三天，钱谦益在他下榻的吕大器府邸里，接到前复社扬州地区社长郑元勋的一封措辞谦恭的短柬，说他鉴于时局动荡，担心江北家人的安危，决定暂时离开南京，返回扬州去，并准于次日中午启程。信中还对自己未能向钱谦益当面告辞，再三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宽恕”。这位郑大名士，说起来，自从前年春天那次倒霉透顶的虎丘大会之后，钱谦益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不过却听说，经历了那一场风波，郑元勋的运气反而意外地好起来。在当年秋天的乡试中，他一举中式；到了去年会试，又荣登金榜，高中了进士，真是一帆风顺，好不得意！然而，局势紧接着就动荡起来。摇摇欲坠的朝廷被“建虏”和“流寇”轮番进迫，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根本腾不出心思来安排这伙新贵人的出路。郑元勋在北京守候到年残岁暮，始终没有接到吏部的授职通知，只好怏怏地卷起铺盖回到扬州，打算等过了年再说。谁知前些日子，他满怀希望赶来南京守候，得到的却是京师陷落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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