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二位来，是意欲有所请教：这‘七不可立’的公启，弟已拜悉。唯是日前商议时，未闻此说，不知所据何来，可属实么？”

史可法说这番话，是在郑元勋与友人们道别的同一时刻。吕大器在家里接到史可法的传请，因为无法知会钱谦益，只好带着雷祚匆匆赶到兵部衙门，并在签事房里见到了主人。

“这个，是弟近日派人查访所得，绝非凿空之言！”吕大器拱着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位小个子大臣秉性强悍，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是绝不会再踌躇反顾的。事实上，为着免得再在道义的争论上花费时间，吕大器甚至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密守在最小的范围内。除了当初参预定计的三个人外，其余一概不予透露。所以，刚才他回答史可法的那句话，其实已经耍了一个花招，即故意避开是否“全部属实”的查询，而使用了“绝非凿空之言”这么一种比较含糊笼统的措辞，显然是打算为日后留下回旋余地。不过，史可法是十分机敏的一个人，要糊弄他并不容易。所以，坐在旁边的雷祚一边听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生怕对方听出那句话的破绽。

“唔，愿闻其详！”史可法不动声色地追问。

吕大器捋着胡子，定了定神，开始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先谈了一通福王的“不孝”，接着又说到“贪”——这也是同雷祚事先商量好的。因为福王在逃难时，走失了母亲，以及过去曾经偷拿老福王的宝物那两件事，虽然真相还不大清楚，但只要确有其事，对方就无法赖账。至于原因，是可以编造和发挥的。眼下，吕大器就是用这种办法，突出几件有比较明显依据的事实，详加叙述和渲染，其余则粗略地带过。在说明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时，却极力朝坏的方面引申，从而得出福王品性顽劣，行为乖张，实不宜于奉为君主的结论来。吕大器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气质刚横，说话尖锐激烈，斩钉截铁，隐然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使人听来，较之那种甘言巧辩，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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