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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