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就被解往违警罪法庭，本来立刻就要对他的案件进行审理，只是有必要先送信通知当年他被关押的监狱船，来一位知道他案情的狱吏，证明他当时越狱的情况。本来对此案的案情是无人怀疑的，不过本来准备安排来作证的康佩生已落入潮水而死，所以出现了意外，在伦敦又找不出一个狱吏能提供必要的证明。我在回到伦敦的当天晚上直接去到贾格斯先生的私人宅第，请他办理此案。贾格斯先生答应受理，但对案情却不提一字。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的途径，他告诉我，此案只要一有人证，在五分钟内就能定案，要想挽回是人力之所不可能，无疑，这定案将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

我告诉贾格斯先生，马格韦契的钱袋已交给警官，我希望能瞒住这件事，不让他知道。贾格斯先生一听便很气愤，对我大加批评，说钱是“从我手指之间溜走了”，他认为必须要写一个备忘录，无论如何要弄回一部分。不过，他也不隐瞒我，他说，虽然有许多案件也不一定绝对没收财产，但这一个案件情况不同，它不具有免予充公的条件。我对这点非常清楚。我和犯人不具备亲戚继承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公认关系或联系。在他被捕之前既没有为我立下字据，也没有做出有关安排，如果现在来补行安排和立字据，根据法律已是无效了。我又不可能提出要求。因此我最后作出决定，而且以后不改变我的决定，即决不贪图毫无希望之财。

现在似乎有理由作如下设想，这位被淹死的通风告密的康佩生原来希望从充公的财物中得到好处，因为他对马格韦契的财产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这是从下面情况得到证实的。在离现场许多里之外发现了他的尸身，当时已面目全非，无法确认；只是他口袋里的东西还可证明是他。他口袋里有一个夹子，里面写的字条清晰可认，上面记载着在新南威尔士某个银行里马格韦契有多少存款，又注明了几处地产，价值可观。被关在狱中时，马格韦契把这些财产的清单交给了贾格斯先生，说是我以后可以继承的遗产。可怜的马格韦契，他的无知却对自己起了安慰的作用；他从未怀疑过，认为有了贾格斯先生的受理，我继承这笔财产是完全有把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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