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们对于城里挂着“龙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关心的。对于皇帝，总统，或皇后当权，是不大注意的。城里的人们却大不同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里，自觉的得着什么权柄似的。由学堂出身的人们，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且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他们不但这样想，也真的结党集社的“争自治”，“要民权”，发诸言语，见之文字的干起来。不但城里这样的如火如荼，他们也跑到乡间热心的传播福音……北京自治讨成会，北京自治共成会，北京自治听成会，北京自治自进会，……黑牌白字，白牌绿字，绿牌红字，不亚如新辟市场里的王麻子，万麻子，汪麻子，……一齐在通衢要巷灿烂辉煌的挂起来。乡间呢，虽不能这样五光十色，却也村头村尾悬起郊外自治干成会……的大牌。乡民虽不认识字，然而会猜：

“二哥！又招兵哪！村头竖起大牌，看见没有？”一个这样说。

“不！听说围起三顷地，给东交民巷英国人作坟地，这是标记。”一个这样答。

两个，三个，四个，至于七八个，究竟猜不透到底是招兵还是作洋坟地。可是他们有自慰的方法：这七八个人之中的一个，杨木匠，断定了那块写着不可捉摸的黑字的牌子是洋槐木作的。王老叔起初还争执是柳木，经几次的鉴定，加以对于杨木匠的信仰，于是断定为洋槐木，然后满意的散去。过了几天，二郎镇上的人们惊异而新奇的彼此告诉：“关里二郎庙明天开会。老张，孙八，衙门的官人都去，还有城里的有体面的人不计其数。老张，孙八就是咱们这里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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