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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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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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