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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