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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