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我来到了德国的哥廷根。
我曾有过一个公式:
天才+勤奋+机遇=成功
我十分强调机遇。我是从机遇缝里钻出来的,从山东穷乡僻壤钻到今天的我。
到了德国以后,我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配到哥廷根,而乔冠华则被分配到吐平根(Tübingen)。如果颠倒一下的话,则吐平根既无梵学,也无汉学。我在那里混上两年,一无所获,连回国的路费都无从筹措。我在这里真不能不感谢机遇对我的又一次垂青。
我到了哥廷根,真是如鱼得水。到了1936年春,我后来的导师E.Waldschmidt调来哥廷根担任梵学正教授。这就奠定了我一生研究的基础。梵文研究所设在东方研究所(都不是正式的名称)内,这个研究所坐落在大图书馆对面Gauss-Weber-Haus内。这是几百年前大数学家Gauss和他的同伴Weber鼓捣电话的地方。房子极老,一层是阿拉伯研究所,巴比伦亚述研究所、古代埃及文研究所。二层是梵文研究所、斯拉夫语研究所、伊朗研究所。三层最高层则住着俄文讲师V.Grimm夫妇。
大学另外有一个汉学研究所,不在Gauss-Weber-Haus内,而在离开此地颇远的一个大院子中大楼里。院子极大,有几株高大的古橡树矗立其间,上摩青天,气象万千。大楼极大,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楼中也很少碰到人。在二楼,有六七间大房子,四五间小房子,拨归汉学研究所使用。同Gauss-Weber-Haus比较起来宽敞多了。
汉学研究所没有正教授,有一位副教授兼主任,他就是G.哈隆(G.Haloun)教授,这个研究所和哈隆本人都不被大学所重视。他告诉我:他是苏台德人,不为正统的德国人所尊重。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同德国人有什么来往。哥廷根是德国的科学重镇,有一个科学院,院士们都是正教授中之佼佼者。这同他是不沾边的。在这里,他是孤独的,寂寞的。陪伴他出出进进汉学研究所,我只看到他夫人一个人。在汉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他夫人总是陪他坐在那里,手里摆弄着什么针线活,教授则埋首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好像是处在一个孤岛上,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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