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敌

九月里一个黑暗的夜晚，九点多钟，在地方自治局医师基利洛夫家里，他的独生子，六岁的安德烈，害白喉症死了。

医师的妻子在死去的孩子小床前面跪下，绝望刚刚抓紧她的心，忽然前堂里响起了门铃声。

由于家里有白喉病人，所有的仆人从那天早晨起就都已经从家里给打发出去了。基利洛夫没穿上衣，只穿着解开了扣子的坎肩，也没擦干泪痕斑斑的脸以及被石炭酸烫伤的手，就这样亲自走去开门了。前堂里光线阴暗，他只看得见走进门的那个人生着中等身材，围一条白围巾，现出一张大脸，脸色非常白，白得仿佛他一进门连前堂都亮了点似的。……“大夫在家吗？”来人很快地问道。

“我在家，”基利洛夫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哦，就是您？很高兴！”来人快活地说着，开始在黑地里找医师的手，后来找到了，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握住那只手。“我很……很高兴！我跟您见过面的！……我姓阿包京，……今年夏天在格努切夫家里荣幸地见过您！正好碰上您在家，我很高兴。……请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推辞，马上跟我一块儿走。……我的妻子病得很重。……我坐着马车来的。”

从来人的声调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心情十分激动。他仿佛让火灾或者疯狗吓坏了，几乎压不住急促的呼吸，讲话很快，语音发颤，所讲的话带着毫不做作的诚恳和孩子气的畏怯口吻。他如同一切惊恐和吓坏的人一样，讲着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说了许多完全不贴题的和多余的话。

“我生怕您不在家，”他接着说。“我坐车来找您，一路上心里痛苦极了。……请您看在上帝面上，穿好衣服，跟我一 块儿走。……事情是这样的：巴普钦斯基来找我，他就是亚历山大·谢敏诺维奇，您认得的。……我们就谈起天来，……后来坐下喝茶，忽然我妻子大叫一声，按住心口，倒在椅子的靠背上。我们把她扶上床，我……我就用阿莫尼亚水擦她的两鬓，把水洒在她脸上，……她躺在那儿跟死人一样。……我生怕这是动脉瘤症。……我们走吧。……她父亲就是害动脉瘤症死的。……”基利洛夫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好象听不懂俄国话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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