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顶楼里的主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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