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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