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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