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调查占用了星期六的整个下午，却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我现在只能记得一些眼下几乎毫无必要重提的细节，因为我当时不得不盯住马尔克，盯住他那条领带——他不时地试图把打结处向上推。然而，要想不使马尔克难堪，领带上非得插上一根钉子不可。你真叫人无可奈何。

那么海军上尉呢？如果确有必要提出这一问题，答案只需寥寥数语：在下午的调查过程中他不在场；未经证实的推测有可能符合实情。据说，他在未婚妻的陪同下跑遍了市内三四家勋章商店。我们班还有人声称：在此后的那个星期日曾在“四季”咖啡馆见过他，他的身边不仅有未婚妻及其父母作陪，而且衬衫领口也不缺少什么。咖啡馆的顾客恐怕也都不安地察觉出，那位坐在他们中间斯文地用刀叉分解战争第三年生产的硬点心的先生是个什么人物了。

那个星期日我没去咖啡馆。我答应古塞夫斯基司铎去为晨祷辅弥撒。

七点刚过，马尔克就系着一条花领带来了。他和那五个常来的老妇人无法掩饰那间从前的健身房的空虚。领圣餐时，他仍像往常一样坐在左排外侧。傍晚，当学校的调查结束后，马尔克肯定立刻就去圣母院做了忏侮。或许，你只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圣心教堂咬着维恩克司铎的耳朵嘀咕了几句。

古塞夫斯基司铎把我叫住，问了一些有关我哥哥的情况。我哥哥驻扎在俄国，现在很可能已经躺在那儿了，因为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又一次浆洗熨平了所有的晚祷服和白衬衣，古塞夫斯基司铎也许会为此赏给我两卷覆盆子糖吃。

当我离开法衣室时，马尔克肯定已不在教堂了。想必他已经乘电车走出了一站路。我在马克斯?哈尔伯广场登上九路电车的后面一节车厢。在马格德堡大街车站，车正要启动，席林突然跳了上来。我们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或许我还把古塞夫斯基司铎赏给我的覆盆于卷糖掰了一点儿给他。我们坐的车在萨斯佩农庄和萨斯佩公墓之间超过了霍滕?索恩塔克。他骑着一辆坤车，图拉双腿分开坐在后架上。这个干瘦的小妞儿仍然像往常那样露着两条光滑的长腿。不过，她身上已经不再是又扁又平的了。自行车带起的风拨弄着她的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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