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医院创立，德国和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开设，直至18世纪末，这个理性的时代实行着禁闭政策。被禁闭的人包括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过这些相似的形象，这些奇特的同谋犯，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城市中还发现了一大批疯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总医院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疯子”、“痴呆者”、“精神错乱”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疯癫”者。对他们和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分。从登记簿看，人们以同样的情感来收容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来隔离他们。那些因“道德败坏”或因“虐待妻子”和几次自杀未遂而被送入该院的人，究竟是病人，还是罪犯，还是疯子，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医学考古学去研究。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些“疯子”在禁闭世界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他们的地位不仅仅是囚徒。在一般的对待非理性的情感中，对待疯癫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调子。这种情调被用于所谓的疯子、精神错乱者、神志不清者、痴呆者和不能自制者《这些称呼没有严格的语义差异》身上。

这种特殊情感描绘出这个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的特征。它首先涉及到丑闻。在最一般的情况下，禁闭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愿望，至少可以以此为理由。由此也表明了罪恶意识的某种重要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允许各种无理智自由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的义愤能使罪恶具有做戒和赎罪的力量。在15世纪，雷斯被指控为"异端、叛教者、巫师、鸡好者、召唤魔鬼者、占卜者、谋杀无事者、偶像崇拜者、离经叛道者"。他本人在法庭外的忏悔中承认自己犯下"足以造成血流成河"的罪行。他在法庭上用拉丁文重复了自己的供词，然后主动要求："该自白书应用世俗语言公之于众，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拉丁文。让公众知道他因上述过失而羞愧，以使他更容易获得宽恕、获得上帝的慈悲。"在公开审判时，他被要求当众做出同样的自白："法庭庭长要求他详细陈述案情，他因此受到的羞辱将能减轻以后受到的惩罚。"直至17世纪，即使是最粗暴最残忍的罪恶，也不会不公之于众便加以处置和惩罚。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消产生罪恶的黑暗。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这样才能完成罪恶的全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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