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的《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他再次下功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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