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援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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